1967年，一封普普通通的信，夹着一张一万两千英镑的汇票，悄悄地递进了中国银行。
一万两千英镑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是什么概念？
这么说吧，当时英国伦敦一套不错的房子，也就四千英镑。这笔钱，能直接在伦敦买下整整三套房产。换算成人民币，更是天文数字，那时候周总理的月薪，不过四百块。这笔钱，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不吃不喝干上几百年的工资。
可谁能想到，这笔巨款的主人，竟然是一对连名字都不想留的普通夫妻？他们只在信里说，这是多年积蓄，自愿献给国家，希望能对建设有点用处。
这封信，很快就到了周总理的案头。总理看完，眉头紧锁，当即批示：这钱，不能收！个人财产，我们不能要。必须找到他们，把钱退回去！
一场持续了三十年的“退款拉锯战”，就这么开始了。而故事的主角，那对神秘的夫妻，早已隐入人海，过上了最平凡的日子。
男的叫刘本堃，女的叫刘道蕊。等等，刘道蕊？听着像中国名字，但她，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姑娘，原名叫多琳·希尔（Doreen Hill）。
一个英国姑娘，为什么要放弃国籍，跟着丈夫回到一个当时物质条件还很匮乏的中国？又为什么，要把自己全部的身家，相当于三套伦敦房产的巨款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捐出去？
这事儿，还得从1949年的伦敦说起。
那时候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百废待兴。远在伦敦的中国银行分行，却暗流涌动。当时的分行经理，是国民党派来的，眼看大势已去，他想干嘛？他想把银行里所有的外汇资产，全部卷走，转到台湾去！
这要是让他得逞了，新中国初期的金融可就真要“开天窗”了。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银行里一个叫刘本堃的年轻人站了出来。他和另外四个同事，秘密组建了一个“五人起义小组”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简直就是一场金融界的“潜伏”。他们冒着被解雇甚至更大的风险，利用职务之便，修改了银行的提款规则，规定大额款项必须五人中至少一人签字才能动用，死死地把国家的钱袋子给护住了。
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刘本堃他们赢了。国家的资产，一分没少。他也因为这次出色的表现，被提拔为伦敦分行的襄理。
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。他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了来自纽卡斯尔的英国姑娘多琳，两人一见钟情。多琳不仅爱上了这个沉稳的中国男人，更迷上了他背后的那个古老又崭新的国家。她开始疯狂学习中文，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——刘道蕊。
在英国，他们有房有车，有体面的工作，生活安逸得就像泰晤士河水，平静而优雅。可刘本堃的心，却一天比一天焦灼。他每天读着来自祖国的消息，那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觉得，自己应该回去。
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时，没想到，刘道蕊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她说：“我嫁给你，也嫁给了你的国家。我跟你走。”为了这个决定，她毅然放弃了英国国籍，成了一名中国公民。
他们卖掉了在伦敦的公寓，拿到了一万两千英镑。这笔钱，是他们半辈子的心血，是他们当时全部的家当。
回到北京，夫妻俩被安排在中国银行总行工作。没有任何特殊待遇，刘本堃是普通职员，英语流利的刘道蕊，也只是在进口部门做着最基础的工作。他们住进了普通的胡同里，生活一下子从伦敦的洋房，变成了北京的四合院。
那笔巨款，他们一直没动。夫妻俩商量，这钱放在手里，心里不踏实。国家现在这么困难，我们留着它干什么？不如，捐了。
于是，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他们选择了匿名，没想过要任何回报，更没想过，这笔钱会惊动周总理。
总理的指示下来了，银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找到了刘本堃夫妇。可当工作人员要把钱退还时，他们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。刘本堃说：“我们是中国人，为国家做点事是应该的。”刘道蕊也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：“挣钱，不是我们来中国的原因。”
钱，退不回去。这一拖，就是十几年。
周围的同事和邻居，谁也不知道这对夫妻曾经是“巨富”。他们只看到，刘道蕊一个英国人，竟然和北京的老太太们一样，穿着最普通的布鞋，中午常常啃着窝窝头当午饭。家里的沙发，破了洞，就用布补上，继续用。
直到1979年，这笔“无主”的巨款才终于有了归宿。在刘本堃夫妇的再三坚持下，中国银行用这笔钱的利息，设立了“刘本堃优秀青年奖”，专门用来奖励那些业务出色的年轻人。
一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，才终于被部分人知晓。
可他们自己，却从未提及。刘本堃直到60岁才得偿所愿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刘道蕊更是等到1985年，在递交了无数次申请后，才终于成为一名党员。拿到批复那天，她激动得像个孩子，却对采访的记者说：“我还不够格，我还要继续努力。”
这种谦卑，让人动容，也让人迷惑。为什么已经付出了这么多，还觉得自己“不够格”？
或许，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奉献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一种信仰。就像刘道蕊后来回忆的，她从不后悔来到中国，她说：“我的一生，都和中国联系在一起，我感到非常骄傲。”
刘本堃于1993年去世，刘道蕊则在2003年也追随丈夫而去。他们没有留下万贯家财，却留下了一笔谁也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。
如今，中国银行的“刘本堃优秀青年奖”仍在颁发，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，或许并不知道这对老夫妇当年到底做出了怎样的选择。
他们只是在历史的洪流中，做了一件自己认为正确的事。把在伦敦能买三套房的钱，换成了一张薄薄的汇票，寄给了他们深爱的国家，然后转身，继续啃着窝窝头，过着最普通的日子。
这，或许就是那个时代，最滚烫、也最纯粹的赤子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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